江南体育“看到近日登载的结婚广告，署名是何益善姜桂清夫妇。这一对新婚夫妇，既不用种种旧式的结婚方法，也没采用如今流行的文明方法，只登一段广告，便正式结合了，这真是简单方便，别开生面。……我国的婚姻传统，所谓‘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不过是为了大家都能看到听到。说到要让大家都看到听到，哪有超过现在登广告的效应的呢？”这是1926年8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文章《怎样结婚最经济？登广告》，一纸广告，见证了“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潮的兴起。
登报结婚成为民国时婚俗变革的方式之一。今夏，登报结婚这一方式再次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热点。一家服务公司表示，仅7月第一周就接到了近百份登报结婚申请，需求者多是90后，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登报结婚的风潮迅速登上热搜，被网友赞为“复古的浪漫”。
登报结婚于晚清时发轫，“五四”时形成风潮。回看百年前的结婚广告，当时青年并非只是为了营造浪漫，而是希望借此形成公众表达，张扬自身对“爱情自由”“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以及革新传统婚俗礼仪的迫切愿望。
晚清之时，广告与告白互通，告白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广告一词。据学者高学琴考证，国内报刊首次使用“广告”一词，始见于1878年11月23日的《申报》。
当时的婚事广告包括了“征婚”“订婚”“结婚”“离婚”还有“同居”等内容。婚事广告被列入“分类广告”。现代新闻学者徐宝璜在所著《新闻学》中说：“此种广告，实乃小形之新闻。每一部类，均有一部分人，急欲取而读之。”《申报》在1923年较早开设了分类广告，甚至编纂《广告与人生》一书，撰写《分类广告与结婚》。
从1902年创刊起，《大公报》有关婚姻的启事就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增多。近代最早的征婚广告即是1902年6月26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的南清志士求偶广告：“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式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其时正值清政府在朝野重压之下宣布实行“新政”，废除满汉通婚禁令，发布劝止缠足的谕旨。
周作人曾感慨：“像离婚这样重大（虽亦平常）的事件，要使亲友周知，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分类广告就了事，这实在是中国婚姻史上的大变化，民国史上的新现象。”
“五四”以后，被社会普遍关注的文明结婚，主张效仿西方，融合西式婚姻礼节。具体变化是：
在礼节上，废除跪拜改行鞠躬，采纳交换婚戒之仪式，新人与证婚人、主婚人一同签订婚书；
1921年，《礼拜六》周刊“写真箱”栏目曾连载署名程瞻庐作品，小说中的女主角石三小姐返回苏州与卫家完婚。女学生石三小姐倾心于新式结婚礼，并渴望拍摄新式婚礼照片送到报社刊登，最后获得了废除跪拜礼的胜利，但是她的婚礼仪式亦被迫按照传统仪式举行。
大多数婚启在婚礼以前刊登，也有少数在事后刊登。形式上有简有繁，被称为“第一支笔”的陈布雷为其弟发布的结婚启事，刊载于1946年4月27日的《申报》，用双喜字组成边框。人名用黑体大字，所占版面比普通婚启多出两倍以上。与结婚、订婚相联系，还有婚前的祝启和婚后的谢启。
各类婚启一般都有“兹承某某、某某两先生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一语，不少婚启把“我俩意见相合”“我俩意见相投”“我俩意见想恰”作为主要依据。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友人杨景森，即受婚仪所害：“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即在上海谋事。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地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江南体育。结婚以后，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于莫干山，即病殁于山上。”
从民国时婚姻广告上可以看到，出于打破传统婚仪的理念，出现了旅行结婚、集团结婚等新方式，如《大公报》上1943年的一则结婚启事：“兹奉双方家长之命，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渝结婚。国难期间，仅赴北碚旅行以代婚仪，特此敬告诸亲友。”
对传统婚仪的反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同居观念的盛行。民国时期的“同居”概念与今日有别，当时登报声明同居关系，多以婚姻自由为主张，希望借此打破固有樊篱，废除铺张礼仪。当时的男女双方并非不介意社会舆论的质疑，而希望以此获得公众认可。如1930年1月1日《》的一则同居启事，其实在事实上已经明确为夫妻关系：“我俩本革命互助之精神，由真诚纯洁的爱情而结合，废除一切无意识之婚仪，订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实行同居之爱，誓共守白头之约，特此登报声明。”
婚事广告因为字数的限制，将重要的个人或社会信息浓缩成几句话，容易被人接受和传播，但也会导致乌龙事件，被波及者只好再登报澄清。如1934年7月4日，欧阳慧在《》上刊登广告：“本人服务警察医务所，两年来深居鲜出，阅二日载欧阳慧订婚启事一则，即首都人口繁多或有同一姓名者，但恐远方亲友以讹传讹，特此声明。”
“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江南体育。因误会少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郑师道、唐群英同启。”
唐群英，湖南衡阳人，其父唐少垣青年时曾参加曾国藩的湘军，被封为振威将军。三女儿唐群英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居第八，人称“八姑奶奶”。唐19岁丧父，结婚不久，女儿夭折，丈夫也早逝。唐群英决计“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
唐群英闻讯大怒，率众打上报馆。报馆答应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但在好事者的挑唆下，唐又二度杀回报馆，砸了报社招牌。报馆于是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唐对此扬言三枪解决此事：一枪给郑师道，一枪给《长沙日报》主编，还有一枪给自己。
此事迅速发酵，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一众作家，更是对此添油加醋、百般演绎。如平江不肖生小说《留东外史》，把唐群英说成“母大虫”一只。
无独有偶，与唐群英齐名的女权意见领袖王昌国也成了“被结婚”的受害者，当时京沪各报刊载其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婚事，王只好遍登广告，撇清与谭人凤关系，声明“余誓抱柏舟主义，决不再醮”。“柏舟”一词出自《诗经》，“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诗集传》注），王作此比喻并不恰当，唐群英同样声张自己持“柏舟主义”立场。
唐群英一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长沙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案的“本报特别启事”，唐对报馆付出二千元洋银赔偿，谭延闿以都督名义为唐的名誉“辟污”。二次革命后，唐回乡从事“女学”，逐渐脱离公众视线。
在报纸刊登结婚广告，是对爱情做了郑重见证，也是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宣告。追求浪漫之外，更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和观念，不可草率儿戏。
“看到近日登载的结婚广告，署名是何益善姜桂清夫妇。这一对新婚夫妇，既不用种种旧式的结婚方法，也没采用如今流行的文明方法，只登一段广告，便正式结合了，这真是简单方便，别开生面。……我国的婚姻传统，所谓‘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不过是为了大家都能看到听到。说到要让大家都看到听到，哪有超过现在登广告的效应的呢？”这是1926年8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文章《怎样结婚最经济？登广告》，一纸广告，见证了“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潮的兴起。
登报结婚成为民国时婚俗变革的方式之一。今夏，登报结婚这一方式再次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热点。一家服务公司表示，仅7月第一周就接到了近百份登报结婚申请，需求者多是90后，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登报结婚的风潮迅速登上热搜，被网友赞为“复古的浪漫”。
登报结婚于晚清时发轫，“五四”时形成风潮。回看百年前的结婚广告，当时青年并非只是为了营造浪漫，而是希望借此形成公众表达，张扬自身对“爱情自由”“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以及革新传统婚俗礼仪的迫切愿望。
晚清之时，广告与告白互通，告白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广告一词。据学者高学琴考证，国内报刊首次使用“广告”一词，始见于1878年11月23日的《申报》。
当时的婚事广告包括了“征婚”“订婚”“结婚”“离婚”还有“同居”等内容。婚事广告被列入“分类广告”。现代新闻学者徐宝璜在所著《新闻学》中说：“此种广告，实乃小形之新闻。每一部类，均有一部分人，急欲取而读之。”《申报》在1923年较早开设了分类广告，甚至编纂《广告与人生》一书，撰写《分类广告与结婚》。
从1902年创刊起，《大公报》有关婚姻的启事就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增多。近代最早的征婚广告即是1902年6月26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的南清志士求偶广告：“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式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其时正值清政府在朝野重压之下宣布实行“新政”，废除满汉通婚禁令，发布劝止缠足的谕旨。
周作人曾感慨：“像离婚这样重大（虽亦平常）的事件，要使亲友周知，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分类广告就了事，这实在是中国婚姻史上的大变化，民国史上的新现象。”
“五四”以后，被社会普遍关注的文明结婚，主张效仿西方，融合西式婚姻礼节。具体变化是：
在礼节上，废除跪拜改行鞠躬江南体育，采纳交换婚戒之仪式，新人与证婚人、主婚人一同签订婚书；
1921年，《礼拜六》周刊“写真箱”栏目曾连载署名程瞻庐作品，小说中的女主角石三小姐返回苏州与卫家完婚。女学生石三小姐倾心于新式结婚礼，并渴望拍摄新式婚礼照片送到报社刊登，最后获得了废除跪拜礼的胜利，但是她的婚礼仪式亦被迫按照传统仪式举行。
大多数婚启在婚礼以前刊登，也有少数在事后刊登。形式上有简有繁，被称为“第一支笔”的陈布雷为其弟发布的结婚启事，刊载于1946年4月27日的《申报》，用双喜字组成边框。人名用黑体大字，所占版面比普通婚启多出两倍以上。与结婚、订婚相联系，还有婚前的祝启和婚后的谢启。
各类婚启一般都有“兹承某某、某某两先生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一语，不少婚启把“我俩意见相合”“我俩意见相投”“我俩意见想恰”作为主要依据。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友人杨景森，即受婚仪所害：“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即在上海谋事。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地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后，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于莫干山，即病殁于山上。”
从民国时婚姻广告上可以看到，出于打破传统婚仪的理念，出现了旅行结婚、集团结婚等新方式，如《大公报》上1943年的一则结婚启事：“兹奉双方家长之命，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渝结婚。国难期间，仅赴北碚旅行以代婚仪，特此敬告诸亲友。”
对传统婚仪的反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同居观念的盛行。民国时期的“同居”概念与今日有别，当时登报声明同居关系，多以婚姻自由为主张，希望借此打破固有樊篱，废除铺张礼仪。当时的男女双方并非不介意社会舆论的质疑，而希望以此获得公众认可。如1930年1月1日《》的一则同居启事，其实在事实上已经明确为夫妻关系：“我俩本革命互助之精神，由真诚纯洁的爱情而结合，废除一切无意识之婚仪，订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实行同居之爱，誓共守白头之约，特此登报声明。”
婚事广告因为字数的限制，将重要的个人或社会信息浓缩成几句话，容易被人接受和传播，但也会导致乌龙事件，被波及者只好再登报澄清。如1934年7月4日，欧阳慧在《》上刊登广告：“本人服务警察医务所，两年来深居鲜出，阅二日载欧阳慧订婚启事一则，即首都人口繁多或有同一姓名者，但恐远方亲友以讹传讹，特此声明。”
“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因误会少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郑师道、唐群英同启。”
唐群英，湖南衡阳人，其父唐少垣青年时曾参加曾国藩的湘军，被封为振威将军。三女儿唐群英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居第八，人称“八姑奶奶”。唐19岁丧父，结婚不久，女儿夭折，丈夫也早逝。唐群英决计“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
唐群英闻讯大怒，率众打上报馆。报馆答应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但在好事者的挑唆下，唐又二度杀回报馆，砸了报社招牌。报馆于是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唐对此扬言三枪解决此事：一枪给郑师道，一枪给《长沙日报》主编，还有一枪给自己。
此事迅速发酵，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一众作家，更是对此添油加醋、百般演绎。如平江不肖生小说《留东外史》，把唐群英说成“母大虫”一只。
无独有偶，与唐群英齐名的女权意见领袖王昌国也成了“被结婚”的受害者，当时京沪各报刊载其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婚事，王只好遍登广告，撇清与谭人凤关系，声明“余誓抱柏舟主义，决不再醮”。“柏舟”一词出自《诗经》，“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诗集传》注），王作此比喻并不恰当，唐群英同样声张自己持“柏舟主义”立场。
唐群英一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长沙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案的“本报特别启事”，唐对报馆付出二千元洋银赔偿，谭延闿以都督名义为唐的名誉“辟污”。二次革命后，唐回乡从事“女学”，逐渐脱离公众视线。
在报纸刊登结婚广告，是对爱情做了郑重见证，也是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宣告。追求浪漫之外，更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和观念，不可草率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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