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app下载从建国初的“人多力量大”，到80年代的“只生一个好”，再到21世纪以来的鼓励二胎三胎，婚育政策随着中国的剧变不断调整，女性地位和自我意识也在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今日，观察者网编辑邀请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魏南枝教授一起来交流。同为70后及职场妈妈，魏南枝教授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合作推动托育服务进企业的实践。通过交流，我们试图通过女性视角去理解，年轻一代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这一当下社会的痛点，并探讨当下的鼓励生育政策为何低效的原因。

　　我个人不接受“女性不愿意生孩子”这个简单化标签：第一，现在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对结婚的兴趣都不高；第二，不仅仅是一些女性不愿意生孩子，不少男性也不愿意要孩子。

　　我认为有成本、收入和生活方式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因为当前婚恋生育成本很高；第二，相当比重的年轻人的工作收入甚至全家的积蓄继续都难以支撑婚恋生育成本；第三，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线下社交了，很多年轻人宁愿跟手机“结婚”，与虚拟世界为伴，也不愿意找个人结婚，因为手机可以自己自由控制，远比有个现实世界的家庭让自己更容易获得快乐。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苦痛，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但是我在跟90后和00后年轻人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能否有和父辈一样向上流动的机遇是不确定的。对这个现象，有一个比方：60后是跑着走的，因为这代人的个人发展机会最多，特别是大学生能够快速实现向上社会攀登；70后是走着走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机会也还比较多；80后基本上是爬着走了，向上爬升的通道已经变窄了；到了90后了，基本上是挤着走了；到00后，很多人就躺着不走了，号称“躺平”拒绝“内卷”等B体育官方网站。这里我指的是普通的大多数人，不包括各年龄段最优秀的那少部分人。

　　讨论女性问题我们一定要看代际因素。解放初期的那一代女性是非常自豪的一代人，她们无论进工厂还是在农村，或多或少受到“妇女能顶半边半边天”口号的感召。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这一阶段农村土地是按人进行分配的，城市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工资收入，因而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中国妇女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

　　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托育需求在急剧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托育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发展导向之下，面向0-3岁幼儿的托幼机构数量迅速滑坡。而且，越来越多年轻父母工作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就算是把孩子交给托育机构，家长的信任度和上个世纪也是不一样的。

　　再有，这一代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比我们70后高了很多倍，因为他们生长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部分年轻人衣食无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和物质条件的要求都在提升。独生子女客观上需要同时承担的养老育小的责任的确沉重，他们的需求要求和面对的现实压力之间的鸿沟在拉大，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消极面对生育问题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对，所以说，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是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和拼搏奋斗得来的。像咱们的父母辈，40后50后那一代人，什么都没有，真的叫做一穷二白、从头开始，咱们的母亲们为了生育孩子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她们没有什么个人享受，也很难追求多高的生活品质，能够在干好工作的同时把孩子带大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一出生就认为很多东西是天经地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指责年轻人，这些不是天经地义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一些年轻人难于有成就感、陷入“内卷”或“躺平”的残酷现实。

　　女性怀孕了要做产检，生完孩子要休产假，孩子小的时候，容易生病必须请假照顾孩子，这都是常态。但是对于企业老板来说，他们从企业理性、资本本能出发，是不愿意承担这些成本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企业生孩子，孩子成长后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不是企业来享受，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的事。

　　我不是谴责这些企业，我的意思是，企业认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保障和鼓励女职工生孩子的社会责任，实际上现有相关法律政策和考核标准等也不足以推动企业承担这些社会责任。

　　但是，我们要思考这背后的问题。如果我们陷入发展主义的陷阱，单纯用GDP衡量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就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B体育官方网站，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兼顾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在动态调整中尽可能做到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即使单向度的用GDP衡量，GDP的发展需要有相当比例的健康的、有纪律的、有文化的劳动力，这没错吧？

　　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改革高歌猛进，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领域都被不同程度产业化了。当民生领域最重要的三大领域被产业化之后，社会问题就会随之产生。如果说养老相关领域的产业化非常残忍，我用更残酷的一句话来解释，它是在消化人口的存量；那么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其中包括相关的托育功能的产业化，其实把我们的未来产业化了，就是把我们的人口的增量给产业化了。

　　的确，一个普遍现象是，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农业经济更愿意生孩子，工业化之后人们不倾向生更多孩子。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生育率差异，高生育率国家的政府普遍都会提供慷慨的财政支持，包括现金减税和其他相关福利，例如高质量低成本易获得的托育服务和医疗服务等B体育官方网站。目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根本问题还是减负，减轻居民的生活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提高人口生育率。

　　一篇刊发在2022年第3期《中国青年研究》的论文介绍，基于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一胎妈妈）的深度访谈，发现他们“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她们在经历了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博弈之后，最终满足了前三项，尤其是满足母职和工作的需求，出现了女性“主体消解”现象，这成为对生二胎、三胎避避而远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作为母亲您如何看？您觉得这个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还是历代女性都有？

　　但是我没觉得痛苦。我的母亲那代人也没太考虑自己，她们都是等到孩子上大学了，才觉得能够活出自己了。

　　什么叫活出自己，我认为在工作中的很多社交，包括比如今天咱俩一块聊天，我们基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思考来表达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活出自己。有更多的工作，就会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活出了自己。因此，我不认为工作和活出自己是对立的。

　　我个人的体会告诉我，做母亲的过程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我牺牲的过程，是一个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但是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把做妈妈描述地太苦。如果母亲带着一种很苦的心态去带孩子，灌输给孩子一种母亲承受的苦都是因为生养他们的思想，孩子就会觉得他们的出生是“一种负累”，这样不容易培养孩子的爱与被爱的能力。

　　从小我的母亲就和我们说，她深感幸福，因为有我和我哥哥，所以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妈妈不快乐。我的母亲当然也很辛苦地养育我们兄妹，她不仅非常认真地工作，也极为投入地照顾我们。例如，她不管多晚睡觉，早晨一定很早起床给我们做热乎乎的早饭，让我们吃好喝好送我们出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妈妈给我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做这样的妈妈。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小时候啥家务事都干过。而比我们年轻的人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中间不少人是被爱包围长大的，其实变相限制了生活能力的培养。并且，人的需求或多或少和自己的成长历程相关，也因此觉得自己的孩子应当享受更多的爱和呵护。客观上，他们要同时承担赡养多位老人的重任，职场压力大、经济稳定性差，处于高房价等压迫之下，再去高品质养育孩子，的确深感“不可承受之重”。

　　温铁军老师说过，只有男女手握势均力敌的资本，才能够实现所谓的平等。我很赞同温老师的观点。如我前面所说，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曾经中国女性的自我革命受到的阻力较小，因为妇女在革命浪潮中的确获得了土地或者工作，有翻身做主人的现实基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缺乏应有的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天职客观上阻碍了女性实际竞争能力的提升，男权思想是在复苏的。

　　这背后反映的就是男权社会的复苏，但我认为最可怕的是女性的自我商品化，因为一部分中国女性有可能从自我解放的主体，沦落为男权社会的维护者。

　　无论女性是走出家庭工作，还是从事养育孩子等家庭劳动，都应该被尊重。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实这一块是被忽视的。中国女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发挥着多重作用，多重作用意味着多重责任。现实生活中，评价机制往往忽视了将多重责任结合起来，对女性在几个战场同时奉献所创造的巨大经济社会价值缺乏全面肯定与应有支持。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赵晓力老师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评“解释三”》。他认为，这些法律条文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就是把婚姻和家庭完全资本主义化了。我同意赵老师的观点。如果从法律制度到舆论引导，都从以前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变成了基于物权思想的算计等，人和家庭被彻底物化是很可怕的。

　　与我国的人口比例呈现为“男多女少”的现象相反，近年来中国高校的女生的总占比已经超过了半数，这其实是值得研究的，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特定物”，也就是具备自己独特的竞争力，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被轻易歧视。放眼当下，优秀女性在学界、文体、商界，以及律师等专业领域比较多。但是与一些国家相比，我们部级以上的女性政治家还是比较少的。这可能跟我们的干部晋升机制，强调工作的延续性和严格的年龄限制有关。

　　未来可期，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出现，而且她们的能力能够突破性别障碍。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优秀女性的存在，去忽视更多普通女性所面临的各种就业歧视等现实困难。

　　我们应当看到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抑制生育愿望，需要系统调整家庭、就业、工作时间和城市规划政策，这些政策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应参与创造有利于家庭生育的环境。

　　我们应当修改婚姻、继承、税收、社保等相关法律，对承担家务劳动更多的女性进行合理的家务和生育补偿，探索对多子女的母亲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探索对多子女家庭提供全方位补贴和帮助，探索建立注册保姆纳入社保体系等。我们积极妥善处理好单亲家庭问题和做好教育“托底”，避免“问题少年”比例攀升——这些工作都是迫在眉睫的，因为生养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您研究政治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中西方对于女性平等权利争取的方式。西方大致上是通过各种运动去争取。在中国，这类运动也很时髦，时不时会发生。但是中国由于政治环境不同，我们主要通过公开的争论、法律修订，以及舆论引导来一步步改善女性权益。比如我注意到妇联的提案，提出强调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宣传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等家庭观，试图去解决当下的低生育率，低结婚率问题。虽然这些话年轻人当耳旁风，但也避免从两性冲突角度去解决问题，可能算是社会治理的一种中国特色，您怎么判断这种不同？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和而不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观。我本人是很反对从两性对立的角度去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我前面讲了，男女不平等问题的背后，不仅仅是部分男性在维护这种不平等，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女性自己。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女性是否平等地拥有生产生活资料，是否能够从劳动中获得尊重。所以我认为，如果从两性对立这个角度去解决问题是误入歧途。

　　如果我们有更多女性以及赞同男女平等的男性，通过一个合作的对话的方式，去推动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和妇女解放的深化，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方式。

　　我不反对社会运动的存在，因为有时候社会运动也可以反向刺激一些政策的调整，但是我不认为西方那套把男女对立起来，搞“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Me too”等等的社会运动就能解决问题，它其实是在分裂社会。如我以前在另外的采访中针对美国所说的，资本需要在各种话题上制造美国民众意见的分裂，用身份政治议题来瓦解阶级政治话语，这样美国的普通民众就不会基于共同的阶级认同和阶级利益形成合力，就不会对资本的主导地位、精英层的既得利益等构成威胁，更不会对美式民主政治现有的缺陷和机制失灵等进行系统性反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一代代有骨气有志气有底气的青年人，青年人的出生培养离不开一代代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母亲。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老师所说，女性占人口一半，妇女不翻身，等于没解放。妇女解放之路，不仅依靠妇女自己，还需要全社会团结起来，因为这不仅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也是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